当前位置:首页 > TXT小说 > 文章内容页

【江南】历历往事在心头(散文)

来源: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TXT小说

梁启超说:“老年人常思既往。”我讲过《少年中国说》一课,知道梁先生在此文中对老年人的观点有失偏颇,但他毕竟说出了老年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。繁杂的学校管理工作,由年轻人分担了不少,爱人去省城抱孙子,个把月才回家一次,清闲的时光确实比以往多了不少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翻翻邮递员刚刚送达的《读者》、《小说月报》,一个人躺在清冷的宿舍里,常常回忆起留在记忆深处的往事。

一、第一次坐火车

平生第一次坐火车,还是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过完寒假开学一个月样子,我们开始每天放学后扛上背篓到麦田、道旁打猪草。猪耳朵(车前子)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草刚刚拱出头来,可挖的东西实在太少,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也不过采半筐荠菜,然后悻悻地回家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。有一天,班主任突然面含微笑地告诉我们: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,老师带同学们坐火车到市里的华北烈士陵园扫墓。同学们一听,“嗷——”的一声,教室里立马热闹得像开了锅。放学铃一响,一个个像出笼的鸟一样向家里飞奔而去,都想在第一时间把“坐火车”“到市里”这样的字眼报告家长,让家长分享自己的喜悦。

尽管距成行还有两天的时间,我们早已让家长把出门穿的衣裳洗得干干净净,晚上兴奋得时常躺在炕上“翻烙饼”。我们在等待的煎熬中度过了两天,终于盼到了四月五日清明节的到来。天蒙蒙亮,懵懵懂懂的听见母亲喊我,就赶紧穿上衣服,吃了口饭,拿上母亲烙好的白面饼跑到了学校。等了不长时间,人就到齐了。我们排好队,老师清点了人数,就步行向车站进发。大约一节课的时间,我们就行进了八里路,来到候车室。这时,天已大亮,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,整个车站被千万道霞光笼罩着,煞是壮观。我们无暇欣赏这美景,一个个走到窗玻璃前,张望从南向北行驶的火车。随着“呜——”的一声汽笛的鸣叫,一辆由蒸汽机牵引的绿皮火车停靠在站台上。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,在老师的引导下,排着队走出候车室,来到月台。车门打开,女乘务员走下车厢,站在车厢门口的右侧,指挥我们上车。两三分钟的时间,我们二百多师生就全部上了车。又是“呜——”的一声汽笛鸣叫,车厢猛一哆嗦徐徐开动。我们按照老师的要求,谁都不再说话,只看见铁轨两旁的树木像跑步一样在窗口前一闪而过,一闪而过。老师告诉我们,火车上有厕所,想解手的话要举手,老师带着去。有几个好事者真的去了,回来告诉我,厕所很小,一晃一晃的半天尿不出来。我听了觉得好奇,心想等会儿我也去一趟体验体验。谁知还没举手,车速就慢了下来,车厢的小喇叭就广播说:“旅客们请注意,本次列车终点站石家庄站就要到了,请你拿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。”这种小小的遗憾随即被到站的喜悦取代了。走下火车,老师又是清点人数,之后带领我们随着人流登上一个倒“U”形的天桥,火车正从桥下“哐当”“哐当”地通过,我们的说话声随即被湮没了。走下天桥,我们来到了站前广场。广场上人山人海,从穿着上看,也有几伙跟我们一样是从村小到市里扫墓的学生。

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,沿中山路向西走(这是老师告诉我们的,其实大多数人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),沿途不时有公交车来来往往,骑自行车的比乡下多多了,而且车与车离得很近,我们就担心是否会撞车,但一路上也没有撞见一个。街道两旁的楼房也不是很高,人群熙熙攘攘,像县城过集一样。两三层的居多,最大的一座楼是三层或者四层,上面写着“人民商场”字样。大厦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摆放着自行车。十字路口中央,有一个圆形台阶,上面站着一个穿白衣服戴大盖帽的警察,不停地做四面转法,两手不停地摆动着,当他左手平身向西,右手一伸一曲的时候,老师让我们一路向前。

穿过十字路口没有多远,我们就看到路西有一个很大的公园,门口、围墙都是墨绿色,里面长满了苍松翠柏,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浓厚氛围。校长去里边登记后,后面跟着一位女兵走到我们跟前。她带着我们向西走,一眼我们就看见了汉白玉白求恩雕像。白求恩我们太熟悉了,童年在“文革”中度过的人谁背诵不过“老三篇”呢?女兵在橱窗照片前一一跟我们介绍白求恩的生平事迹,还瞻仰了白求恩墓,比起课堂上老师讲得详细多了。讲解完毕,女兵就离开了。我们在老师引领下向北走去祭扫烈士墓。一排排花岗岩墓穴自西向东整齐地排列着,掩映在翠柏之中,每个墓穴前都立有一块不足一米高的石碑,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姓名和生平事迹。市里的学生将手中白花郑重地摆放在石碑前,我们没有,只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一一观看。

祭扫完毕,我们走出陵园向桥东开拔,去参观一专题展览。展馆设在当时的“东方红公园”,我们从南门进去,向东不远是一排高大的平房,门口上方挂有一匾额,上面刻有一行绿墨色字体“泥塑收租院”。我们走进宽大的展厅,里面的泥塑人像呈土黄色,比真人略小一点,但栩栩如生;摆放的器物,像收租的斗、记账的本、独轮车等跟真的不相上下。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下,我们仿佛走进了万恶的旧社会,亲身感受到了恶霸地主刘文彩对贫苦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,阶级仇恨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。

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,扫墓、看展览才告结束。小腿奔跑了大半天,同学们显然都已人困马乏,返回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许多。大约五点钟才到达候车室。市里的候车室比县城大多了,起脊大瓦房,钢梁上挂着一排排的白炽灯,地面上是背靠背摆放的木质座椅。我们在座椅上疲惫地坐下,接上热水,拿出烙饼吃了起来,等候六点的火车。不知谁发现不远处一小卖部出售香肠,大伙一窝蜂地跑去购买,一毛钱一截,不是太贵。俗话说:穷家富路。尽管当时一个家庭一年也不过在生产队分个三五百块钱,但孩子出门总要带个一块八毛的。我看着店内搪瓷盘子里油亮亮的且码放得齐整整的香肠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狠狠心买了两根,准备自己吃一根,另一根留给弟弟妹妹。草纸包裹的香肠一拿到手里,油渍透过纸面沾到手上,一股浓郁的香气就扑面而来。香肠就白饼,在那个粗茶淡饭还吃不饱的年代,那简直就是山珍海味,就是满汉全席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那次坐火车、吃香肠的经历还历历在目,久久难以忘怀。生活在衣食无忧、家庭富足的今天的人们,请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,知足常乐吧,你下馆子点的菜,恶霸地主刘文彩恐怕也望尘莫及。近期看介绍收租院的纪实片,刘文彩其实也不像当年说的那样十恶不赦,他对中国革命也多多少少做出过贡献,显然文革期间为了某种政治需要,夸大和歪曲了一些历史,比如,他家的水牢,根本就不是关押交不了地租、高利贷的穷苦佃农的地方,而是为了给存放的鸦片增加湿度。

二、大田浇水

上世纪70年代初,农村可不像现在谁种谁的责任田。我们村当时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,共划分出了15个生产小队。一个生产队有二三百人不等,设正副队长各一人,他们跟会计、保管、记工员等共同组成最基层的生产管理单位。每个生产队都设有队部,院落里停放着集体的大小车辆,牛马驴骡的饲养室、草料棚占据了很大的空间。围墙是用湿土夯拍而成的,那是我们经常练习打仗的地方,墙头上有很多凹下去的豁口。队部里都栽有一个两三丈高的旗杆样的木杆,顶端挂一铁钟,钟绳绑在木杆距地面一米多高的地方。敲钟是权力的象征,只有正副队长才享有这样的特权,因为钟声一响,生产队所有的男女劳力都要走出家门到队部门口集中,由正副队长分派各自的工作,或散坐在队部的院子里学习两报一刊,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。

那时候上大学、招工,家庭成分是硬道理,只有苗红根正的三代老贫农且跟公社、大队领导有某种关系的,才有可能跳出农门,所以学生上学没有丝毫的压力。都说“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”,放在文革前或“素质教育天天喊,应试教育大行其是”的今天,这种说法还是真金白银的硬通货,文革期间,有这种想法非抓你个走白专道路的黑典型不可。那时候真实的情况是“分分儿社员的命根儿”,一家三四个劳力,辛苦劳作一年,挣的工分能分个三四百块钱,就相当不错了。所以家长都把工分看得比磨盘还重,上了初中的十四五岁的孩子,一到星期天或节假日都要被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高中生干一天记8个工分,上初中的只记5个工分,不过划分也不是太严格,那些留级的大个子,提前晋级的也确有其人。

那一年,大概是74年的麦假吧,我跟同班的良子被安排给麦地浇水。机手跟我们同族,但辈分很大,一米八九的大个子,整天嘴里哼着样板戏,我俩都喊他大辈儿。大白天烈日当空,大辈儿用摇把一个气门压下去就把柴油机发动了,清凉的井水就哗哗地喷了出来,然后他就钻进机井旁的简易窝棚里休息,我们两个就戴上草帽,扛起铁锨,顺着垄沟走进绿油油的麦田,一人负责改口子,一人站在畦边上查看水浇满了没有,过段时间两人交换工作岗位。当时农业学大寨,敢叫日月换新天,大队的高音喇叭,整天在鼓励各生产队一年过黄河,两年跨长江。一块地不论大小,一个机井,两班轮换,昼夜不停。

我俩最喜欢晚上浇地。傍晚太阳落山了,炎热渐渐退去,歇了一后晌,养足了精神,早早地扒拉几口饭,就去上工了。把保险灯点上,沿着垄沟,走向大田把另一班换走。午夜的时候,一轮圆月高挂在湛蓝的天幕上,除了远处隐约传来的柴油机的“嘣嘣”声和改口时泥浆落地的声响,四周一片寂静。每当这时,大辈儿就在窝棚里躺不住了,给柴油机加完水,就拿着手电筒,一晃一晃地沿着垄沟巡查了过来,担心垄沟跑了水浇不上地,队长知道了扣工分。来到水头,见我们工作如此纯熟,就放心地笑了,卷个喇叭筒,点着吸上,讲个笑话,哄我们开心。末了,问我俩是否饿了,想不想吃点东西?十五六岁的小伙子,正是吃煞老子的年纪,哪能不饿。于是,他就悄悄地告诉我们,不远处邻队种了几亩豌豆,想吃的话派一个人给他一块去摘。良子胆小,怕被发现了游街或开学后反映到学校,大辈儿就告诉我俩,不会的,我们吃完后把豆皮埋掉,说完就拽上我出发了。沿着小路向西走,几分钟就到了,一大片豌豆地,在月光下闪着墨绿色的光泽,饱满滚圆的豆荚,或挑在叶片之上或藏在叶子之间,农村长大的孩子,别说月光朗照,闭上眼也能摸到。一袋烟功夫,我们就摘了少半桶。回到井台,大辈儿就从窝棚里抱出一大堆柴火,在桶里加些水,架在三块砖围成的三角灶台上,用打火机点着了火。火苗舔着桶地,哔哔啵啵地燃烧起来。大约20分钟过后,水里就开始冒泡儿,估计是快开了。这时,大辈儿让我去地里叫良子一块过来吃“野餐”,并叮嘱我让良子多改几个口子,把水分流到几个畦里,这样吃饭浇地两不误。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高明的法子,于是就照他的指示办事。等一切安排就绪,我俩走到井台的时候,大辈儿伸手从桶里拿了一个豆荚,剖开放到嘴里尝了尝,正好煮熟。他用两根木棍放在桶沿上,倾斜水桶,逼出桶里的热水,我们三个每人各找一块砖围着水桶坐下,像吃新疆的“手抓羊肉”般地吃了起来。刚摘的新豌豆,在水里一煮,好像变得更大了,一股豌豆特有的清香掺杂着柴火的味道扑面而来,放在嘴里一嚼,绵软而微甜,赛过几十年来我吃过的所有的美味。天上明月光,地上美味香。那感觉,那情调,常常闯进我的记忆,历久弥新。可惜这样的美味可遇不可求,大辈儿说是没事,毕竟还是有所顾忌。那个年代,哪像反腐前的贪官污吏天天泡在馆子里,吃坏了党风还吃坏了胃。

有时三五天,有时七八天,一块大田浇完了,生产队长一时心血来潮,一个机井,两套人马,聚在队部,烙几张大饼,就着大葱再美餐一顿,换个井台,我们会干得更起劲。

三、赶毛驴车

我生于1959年,正长身体的时候,赶上三年困难时期。听大人们讲,当时每人每天平均不足二两粮食,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,从椅子上一站就眼冒金星。烂菜叶子都吃得精光,榆树皮、山药蔓甚至棉花桃的外壳都捡回来在碾子上反复地碾轧,再掺上少许的粮食用来充饥。因营养严重不足,我从小就骨瘦如柴,到高中毕业的时候,体重还不足100斤。五年级时候,母亲因病去世,贫困的家庭再次雪上加霜,我上高中的时候,基本上承包了做午饭。打火底,贴饼子样样会干。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,在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的年代,一个家庭没有主妇,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母亲留给我吃苦耐劳和倔强执着的性格,使我对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”比同龄人有着更深切的体验。

76年底,我念完高中到生产队参加劳动,主动要求队长到副业队赶毛驴车,因为这份儿工作不但可以记10分,每天还有两三毛钱的补助。我们村离车站只有8里地,元赵公路穿街而过,交通状况在当时得天独厚。大队部责成专人负责副业这一块,各生产队都成立有运输队,三五辆毛驴车不等,一般半月一轮换。因为搞副业是为了壮大集体经济,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之内。队长考虑到我的家庭状况,答应我这一轮干完后让我干一轮。

湖北治癫痫要花多少钱去石家庄治疗癫痫选择哪家医院更专业?癫痫病如何彻底根治